清初，全国政局稳定后，满清统治者充分发挥汉族官僚的作用，使被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。南方传统的茶叶生产，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得以发展。特别是清代是满洲贵族建立起来的王朝，传统的游牧狩猎生活，使满人与饮茶结下不解之缘。入主中原后，茶更成为满清贵族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，茶事活动频繁，追求品茗艺术成为时尚。康熙和乾隆皇帝都嗜茶如命。每年谷雨前后，皇帝要品尝新茶，谓之“试茗”，这是清代皇帝的传统礼仪活动。正是由于最高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和倡导，极大地刺激了各地茶叶种植、加工和贸易。为加强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管理，清朝廷甚至专门设有茶马御史。但由于清初实行海禁政策，又严重制约了茶叶贸易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茶叶生产。
到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清政府平定台湾后，开放海禁，次年，又正式开海贸易。据《清实录》卷五记载：“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谕：‘九卿詹事科道遵旨会议：今海外平定......直隶、山东、江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各省，先定海禁处分之例，应尽行停止......’”又夏燮《中西纪事》卷3“互市档案”也记载：“康熙二十四年，正式开海贸易”。因此，“雍乾间闽粤沿海各埠的对外贸易大大发展起来”，出现“大商巨贾，桅墙船出没驶风激浪中，脂腻而归”，“千帆万船，相继出海，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”的繁荣局面。正是在此大背景下，清中叶以后，政和茶叶栽培和加工生产均出现空前繁盛之局面。
清中叶后，茶叶贸易进一步扩大，根据《清史稿·食货》记载，在嘉庆前，清政府就开始实行“茶引”制度，即给茶商发放“茶引”，凭“引”课税。但福建和两广不颁“引”，“惟茶商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，或略收落地税”。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清中叶后政和茶叶的生产、加工及流通均呈现空前繁荣景象。
首先是创制工夫红茶一一遂应仙岩工夫。陈椽《茶叶通史》记载，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江西赵姓茶商到遂应场 （今岭腰乡锦屏村），以当地小叶种茶为原料，创制红茶，称之为“遂应场仙岩工夫”。但据锦屏村茶人至今保存的 1926年在英国以英文发布的注册商标声明（即所谓《打假声明》）称，其时遂应场已建厂100多年生产仙岩工夫，则政和创制工夫红茶时间当在道光六年（1826 年）之前，比同治十三年 （1874年）早近半个世纪。
由于遂应工夫成品茶品质特佳，运销福州时受到各家茶行青睐，且被省城各大茶行视为标样茶，每年都要待仙岩工夫运到后方能定价开市。名品戴誉，极大地刺激了遂应红茶的生产，数年间茶商云集遂应场，茶号纷纷创立，最多时在遂应场竟有“万春生”、“万先春”、“万新春”等茶号20余家。而在县城也有“之恭”、“金圃”、“裕成”等茶庄专门经营遂应工夫红茶。
其次是“白毫银针”的创制和政和大白茶良种的发现和繁育。据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编纂的《中国名优茶选集》及政和县政协《文史资料》等记载，清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政和茶商周可白、邱国梁等人，就已用本地菜茶（茶树群体种）试制银针4箱，运往香港、澳门销售，获利颇丰。随后不少茶行竞相仿制。咸丰元年（ 1851 年），铁山发现大白茶良种茶树，并创造出人工压条繁育法，这是茶树培育技术的一次大飞跃。由是从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起，便改以政和大白茶壮芽精制白毫银针，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政和白毫银针的品质，不仅迅速占领国内市场，而且远销欧、美多个国家。其时最高年产量达到1000多箱（每箱20公斤），市价每箱高达银圆326元，以致民间流传“嫁女不羡官宦室，只询茶叶与银针”之谚。
再次，光宣时期，政和茶叶新品不断出现，除银针白毫外，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茶商叶之翔等，第一次采用政和大白茶制造工夫红茶，从此，正式诞生“政和工夫”，并成为“闽红”三大工夫之首。光绪二十三年，政和茶商陈子陶与福州乾记洋行合作，以东平一带小叶茶为原料，首次制造小叶品种乌龙茶获得成功，其成品茶通过乾记洋行销往美国，大受欢迎。
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政和昌义茶号老板范柳材（铁山东涧人，有的资料误作佑材），采用优良品种政和大白茶一芽三四叶为原料，创制出“白毛猴”，产品专销安南（今越南）。总之，清朝末年，政和茶叶新品、精品频频出现，名茶相继问世，呈现出一种百花竞放局面。正如乾隆时政和知县蒋周南在《咏茶》诗中写的：“丛丛佳茗被岩阿，细雨抽芽簇实柯。谁信芳根枯北苑，别饶灵草产东和。”“东和”乃政和之别称，可见在清中叶以前，政和之茶叶就已在北苑衰败后起而继之了。
尽管有清一代政和茶叶在生产制造方面颇多建树，但在流通、运销方面却相对滞后。由于宋、明时期，政和茶多属建茶，依托于北苑。元大德时移御茶园于武夷山后，武夷茶声名大震，北苑逐渐衰败，政和茶也失去依托，故清中叶以前，政和茶叶外销渠道不畅，甚至是有茶无市。乾隆后，政和茶叶往往要运到武夷山出售，致使知县蒋周南在《咏茶》诗中叹道：“上春分焙工微拙，小市盈框贩去多。列肆武夷山下卖，楚材晋用怅如何。”这位清代政和县的主官，深为政和县的优质茶叶没有自己的外销渠道，而要送到武夷山拼人武夷茶而耿耿于怀，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一“楚材晋用”的叹喟，为人们提示了政和茶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一一清朝初期，政和所产之茶叶已融人著名的“万里茶路”。
“万里茶路”是与“丝绸之路”齐名的国际贸易商道，它肇始于乾隆初，时有山西茶商到武夷山茶市收购茶叶，经闽赣孔道沿信江入鄱阳湖转汉口集散，然后或由汉水北上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，进俄罗斯，甚或到欧洲；或从汉口经长江而下至上海，转运天津，由陆路进西北利亚。武夷山茶市初设于下梅，后移到赤石。据民国《崇安县新志》记载：“清初，本县茶市在下梅、星村，道咸间下梅茶市转赤石······红茶、青茶向由山西客，俗谓之西客，至县采办，运赴关外销售。”其时，政和所产之红茶许多就是经由这条“万里茶路”而进入俄罗斯甚至欧洲的。
其实在清代，特别是清后叶，政和茶叶除运到武夷山经万里茶路运销之外，另外还有水、陆两道出境。水路以载重 1吨之木船为主，补之载重 600公斤之竹筱，经七星溪、东溪、建溪至延平，再改装大船至福州，或转口厦门，再转香港出口，这条航线丰水期可在城关马祖庙码头（在今南门大桥西侧） 装船；枯水期则在石圳码头集装。光宣时期，俄罗斯茶商在石屯沈屯村设立茶厂，专门生产砖茶，并组建一支有 10 余艘木船的专业船队，人称俄罗斯船队，既为沈屯茶厂运输砖茶，也为政和其他茶厂运茶。茶叶通常运到福州，再由海轮运往俄罗斯或欧洲。陆路则经由盐茶古道出境，或经澄源到寿宁，或经镇前、穆阳至赛岐，或经屏南至宁德，然后改由海路至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。这数条盐茶古道至今尚有迹可寻。
据陈椽《茶叶通史》载：“咸丰年间，福建政和有一百多家制茶厂，雇用工人多至千计；同治年间，有数十家私营制茶厂，出茶多至万余箱”。这一时期，遂应场茶叶生产也得到空前发展，茶庄林立冠他乡，据有关回忆资料称，清宣统时，仅遂应场一村就有 20多家茶庄，如今尚知其名号的有：上德春、上瑞春、万春生（万裕生）、万福丰、永丰和、瑞先春（和记）、万先春、万新丰、万先丰、万新春（镇兴）、同天牲（成记）、大德生、万兴福13家。可以说清代末期，是政和茶叶发展十分昌盛时期。